有关同声翻译的经历

 曾经——不好意思，当然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翻译是我的副业，一个很重要的副业。在我（副）事业的巅峰时期，我可以陪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也可以为国际会议做同声翻译。那年头儿，主流报纸上的重要版面经常刊登各种职业的标准收入。我揣度，人民政府这样开诚布公地告诉老百姓大家都赚多少钱，当然不是为了制造社会矛盾，而是为了给那些位于榜单最下面的工种讨个公道：报纸上都登了，钟点工一个小时赚五块，你还好意思给四块？不过，位于榜单首位的，永远都是同声翻译，而后面的报酬总是会把认真关注政府一言一行的平头百姓吓得腿软：每天9000元。当时，得知我能够做同声翻译的人虽然在我面前总是露出一脸的艳羡，但我知道，背后一定把我恨得咬牙切齿。

    被人如此忌恨，我真的很冤枉。但是，当时的我有那么一阵子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自己认定为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最没有资格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对于一名同声译员来说，你都已经赚那么多钱了，你有什么资格说工作太辛苦？事前的焦虑，工翻译作中的高度紧张，事后的崩溃、虚脱，与9000元/天的收入比起来，谁真正有兴趣去关心呢？就算是辛苦，这也是你为你所得到的一切所必需付出的代价，翻译成大白话，就叫做——“活该”。因此，即使有人问起我其中的艰辛，我总是抿嘴笑笑，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

    最后一次做同声翻译，是在两年半前，当时，德国总统访问我所在的大学，要发表一场演讲并与学生进行讨论。我和另一位同事被安排在大礼堂的放映间里做同声翻译，透过面前的小窗户，正好看得到大礼堂的舞台以及舞台上的嘉宾。那时正好是五月底，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我为了放松，故意套了一件肥肥大大的T恤，穿了一条宽松的短裤，拖了一双软软的大凉鞋，并把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同事带来的饮料是王老吉，现在想来，他真够明智，在那样的一个场合，最需要的就是清火降温，我对王老吉的钟爱，也自那时起深深在我心里生根。两个多小时的活动结束之后，我才发现，浑身上下裸露的地方全部被大礼堂放映间里穷凶极恶的蚊虫肆虐地亲吻过，奇痒难忍，可当时却什么也没有察觉。我和我的那位同事在互相祝贺工作成功的时候，也互相摇头感慨：同声翻译这件事，还真不是上了年纪的人能干的，看来以后只能转行干笔译。

    我对笔译的兴趣，从何时开始已经忘记了，翻译但却清楚地记得是何时消灭殆尽的。那是十多年前，我们几个伙伴突发奇想要翻译苏童的《红粉》，于是每天捧着那本书一字一句地咀嚼。可惜，咀嚼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肮脏、堕落、算计、淫荡......第一次读《红粉》，只觉得作者写的深刻；咀嚼多了，特别是把咀嚼过的东西再一遍遍地咀嚼，恶心得只想喝农药。事后，我很庆幸自己生得没有王姬和何赛飞那么美，也没有任何表演天赋，否则，让我去演《红粉》，那还真不如让我去卧轨。

    这么多年来，做得最多的，还是一般的口译，经历也还基本算愉快，翻译只要不碰上那些喜欢用空话、大话不着边际地胡侃、而且喜欢用成语、俗语点缀其中彰显自己博览群书的领导，特别不要碰上那些唯我独尊的领导（只可惜，这样的人好像很多，大概是我运气不够好）。有一次，某位市领导在会见德国客人时说，上海要建设“申”字形的高架路。他说一个“申字形”，用了一秒钟，我解释一个“申”字，就解释了五分钟。他看我在边上啰里啰唆，深感不快；我在边上一边啰里啰唆，一边偷乐：幸亏是翻译，绕在里面不过五分钟，要是真绕在高架路上出不来，那可糟了！

    做翻译，也并非没有乐趣和收获。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被人赞扬得最多的，大概就是翻译之后了吧；自己最吸引人的时刻，大概也是在做翻译的时候吧。无论是做何种翻译，被翻译人对翻译的依赖都是天经地义的，你还没开始工作，他对你就倍感亲切。等到你一开口，如果语句流畅，再加上仪态万方、举止端庄、声音柔美，那简直就是上帝的杰作！如今的我，之所以能够对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面对所有的赞美都能够岿然不动，真应该感谢做翻译的那些岁月。

    前几天看小说，读到一则特牛的翻译。翻译那是一段征婚启事：“I graduated from a first-tier university with a master degree in finance. I work in a Wall Street company right now. My career is very promising. I'm handsome, nice, humorous. I'm looking for a beautiful girl, outside and inside.”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毕业于一所牛逼大学，读的是牛逼专业，在一个牛逼公司工作，职业的前途很牛逼。我长的很牛逼，性格很牛逼，谈吐也很牛逼。我找一个牛逼的女孩，她要从里到外地牛逼。”